跑步充满不定性。我说的不是跑步中时不时都会遇到的新奇感觉，而是生与死。在我们体内，似乎暗藏着一辆F1，随时轰然驶出，把生命从欢快热烈、酣畅淋漓的跑道，直接送到另一个世界。

　　就算是最着名的马拉松赛事，都不能幸免F1的尖啸：2014年伦敦马拉松，一位42岁的男子冲线后晕倒在地，抢救无效身亡；2011年10月，35岁的美国人卡文迪斯摔倒在距离芝加哥马拉松终点不足500米的地方，再也没有起来；2008年11月，来自巴西的卡洛斯戈麦斯完成纽约马拉松后感觉不适，虽然立即被送往曼哈顿医院抢救，可惜为时已晚。在更早些的2002年波士顿马拉松，为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募捐的辛西娅.卢赛罗跑到35公里补水站，28岁的她4天前刚刚完成博士论文，一杯水喝下后，她头晕目眩地走了几步后摔倒在地，结束了刚刚绽放的生命。

　　导致跑步猝死的主要原因是心室纤维颤动（室颤）引发的心脏骤停，预测（或自测）什么样的跑者、在什么情况下会坐上暗黑F1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。无论比赛前做怎样的体检、提交怎样过五关斩六将的成绩证书，都不能保证你的小心脏在这次比赛中肯定没事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我们选择了跑步这种活法儿，既然我们命中注定要跑过一个又一个马拉松，怎么才能让人只荣耀不悲伤呢？在我看来，除了运气和谨慎，赛事组织者的医疗救护体系是我们最后的指望。

　　破解心脏骤停的不二法门是心肺复苏术（CPR）。标准的CPR流程，除了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，还需要最后关头逆转生命的AED。所谓AED，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（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），我们在“豪斯医生”等医务剧中早就认识了。对心脏骤停患者，只要亮出AED寒光毕射的两块电极（看着像两个电熨斗），要么起死回生，要么无奈惜别。据统计，在心脏骤停1分钟内开始CPR，成功率超过90%；此后每隔1分钟，救活率下降10%；8分钟后患者已经开始脑死亡，10分钟后几乎无力回天。这么说来，一旦我们在赛道上大难临头，救护人员神兵天降，争分夺秒开始CPR，在生命最后关头送来酸爽动人的AED，是每一个跑者对赛事组委会的重托，也是大多数赛事组委会拼命想做到的伟业。

　　想做到不等于能做到。大多数情况下，组委会难以调集足够数量的AED；就算有了AED，在漫漫42公里赛道上，怎么组合、怎么部署、怎么调配，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。说到AED的任性使用，东京马拉松（以下简称东马）组委会一定微笑不语。在所谓六大满贯马拉松（波伦柏芝纽东）中，东马的历史忝列榜尾，但它有一项傲视天下的地方：从来没有人死在东京赛道上！东马也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安全的马拉松赛事。

　　在今年的东京赛道上，我们看到了三种AED部署方式：沿途15个救护站里，AED是标准配置。赛道上，每2公里有两人一组骑着自行车、背负AED往返巡逻的救援人员，看上去很酷，一共22组44骑。我们一路见得更多的，是两人一组伫立路边的BLS现场急救组。他们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身穿醒目服装，背上是醒目的AED设备，静静伫立在路边，面带微笑，表情沉静，没有鼓掌没有挥手，面对我们的镜头，只是微微躬身示意。他们是赛道边最沉静的人，但每一次从他们身边跑过，都让人觉得心里踏实。这种沿途设立的现场急救组多达37组，从起点的都厅广场到36公里的佃大桥每公里1组，36公里后直到终点每800米1组。

　　东马沿途的75台AED不是花架子。在2007-2013年东马期间，有7名跑者出现心脏骤停，使用AED急救6次，成功率100%。2009 年东京马拉松时，41岁的谐星松村邦洋在14.7公里处突然晕倒，随后被立即发现（大牌明星倒下想不被发现都难），1 分钟后使用 AED 除颤仪和心脏按摩，7 分钟后心跳恢复，10分钟后救护车抵达，12天后康复出院。

　　日本的公共场所，随时可以看到AED，大多数情况是放置一个箱子里，上面有明显的AED标志，类似我们常见的消防栓。日本的中学生和大学生，每年都要接受一两次急救知识培训。AED普及到这种程度，东马组委会做出“发生室颤后3 分钟内使用 AED，救活成功率70%以上”的自许，也算是靠谱。